最近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刊登了一篇编辑委员的署名文章，题为 “在日中国学者的连带网络”，该文对近年中国学者之于日本的活跃情况表示了赞赏，同时也指出以下两个特点，一是与早期知日派鲁迅、郭沫若、廖承志回国用中文表达日本不同，目前的旅日中国学者多用日语撰稿发言。二是这批学者分成“新三届”与“六八式”两大势力。

   所谓“新三届”是指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到1979年入学的本科生，而“六八式”指的是出生于60年代，在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，这批人如今正是而立之年。其实，这类分析早在中国的文化界沸沸扬扬，并有北京女学者钟岩的专著《中国新三级学人》问世，引人注目，尤其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，所以如何观察不同年代的学人风格，成为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一条途径。

  从这层意义上讲，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的文章对中国学界的把握是准确的，而且该文引用了有关的统计资料也很有说服力。对于日本，中国学者在学会、院校、影视界的空前活跃使邻邦改变了专靠“三把刀”（菜刀、剪刀、剃头刀）创业的旧华侨形像，学者们的日语文笔不仅华丽，而且口语能力强，与日本人的公开辩论也不示弱，可以说，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推进留学政策的一大成果，使原先的留学生如今登堂入室，在邻邦社会形成一派气象。

  不过，仅以上述概观而论，似乎还有一部份潜台词读不出来，尤其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有必要提出来的。为此，我不揣浅陋，谈谈以下看法。

  1.关于旅日学者的日文撰稿著书

  作为在日本安身立命的中国学者来说，评论他们用日文写作也许过于苛求。但抛开个人的喜好不谈，这种日文著书有很大成份是为了日本的舆论需求，别无更深的理由。据统计；从学术领域来看，有关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学科方面，旅日学者的日文著书激增，其中，在邓小平去世后，有关中国政局的著述论稿纷纷刊行，这无疑是与日本读者市场的倾向紧密联系的。中国曾经翻译出版的本泽二郎《中国的大警告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一书随处可见。诚然，专心治学是旅日学者的一般目的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日语圈内的著书立说最吸引日本人的往往是对中国的看法与评论，这既是日本舆论所需，也是为什么多数旅日学者能够成为中国问题评论家的原因所在。

  2.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旅日学者的作用

  与旅日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在日本容易露头相反，这些年中国有关日本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落后的，至少在日本文化论著方面，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作品恐怕还是二十年代戴季陶的《日本论》。根据年初东京国际书展的报告，中国的大出版社在30年间出版的有关日本文化研究的专著平均不超过数本。在中国，无论是杂志报刊，还是专著，相对于欧美研究，日本题目的刊出次数少得可怜，如果不注意，读者都很难找到有关文章和书藉。因此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。一方面，旅日学者在日本学界非常活跃，而另一方面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本来最需要前沿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发言，但却不见他们的动静，也听不着他们的响声。换句话说，旅日学者用日文撰稿著书，对自己的国家大发议论的时候，实际上就等于消耗着他们作为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本能，或许也想对日本入骨三分，但毕竟不如讨论中国这个大话题有反响，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跳入了中国论坛的阵地，在邻邦排演了一部中国人大唱中国的戏。

  于是，中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旅日学者的愿望就不那么容易达到了。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，留学日本为了学科技，也为了认识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却又在经济上打败了老师的近邻，但目前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旅日学者进入日本学界、院校、影视界等等，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替日本份析他们的对象国，而且还是从内部的，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谈起。无疑，这对于一贯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日本来说，更能够从对方的活生生的解说中获取他们的感想、领悟乃至有关筹划。

  我担心这样下去，日本会越来越了解中国，而中国会越来越不了解日本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前辈知日派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是深刻的，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  3.呼吁为旅日学者创造用母语著书的环境

  旅日学者用日文在外的建树多于用母语为国内的写作。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已经在日本安家落户，既要维持家庭生活，又要以日文作为公共语言，为晋升副教授、教授而奋斗。从这一点而言，责怪他们使用日文做学术发表是不公平的，但对于希望为国内撰稿出书的要求则需要一种关怀。首先，作为中国的舆论界应该重视这批久居邻邦的学者，与他们建立起一种连带网络，相互促进对日本问题的研究。从战略的角度观察日本，继承前辈知日派的工作。尽管中日两国的生活水平还有差距，具体到撰稿出书的稿酬问题，旅日学者容易向日本的出版商一边倒，但如果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把日本提升到中国普遍关心的问题，那么有关日本的中文论著就会赢得比日本更大的中国读者市场，作者也会获得相应的收入。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中日两国的经济悬殊，而是中国对日本的关心程度究竟能否提高，至少就目前阶段，从书藉出版而言，相对于“中国热”的日本，中国却是“日本冷”。当然，同样是物美价廉的电器产品，如果是 MADE IN JAPAN，那态度也许会缓和，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对待无形文化的态度上，我们总是一知半解，甚至是根本不解。这样的教训，近代中国的历史恐怕就是一个见证。

  本文开头提到了旅日学者的年代差，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中国图式在邻邦学界的如实映照。从这一点看，旅日学者的中国情结仍然维系至今，无论是客居异乡，还是落地生根，他们今后的发展必将继续。但同时，如何克服日本对旅日学者的功利需求，又如何使这批新的知日派真正发挥作用，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做出贡献，这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方法，而是中国人的意识的问题，这尤其需要中国知识界的关心。

  试想，百年中国，面对日本对我们的研究，以及类似于“大陆浪人”留下的有关中国的大量日记，我们到底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母语记述，又有多少脚踏实地的了解呢？古人讲究“知己知彼”，而目前旅日学者在双语的困惑中，如果出于上述的若干理由，一味在邻邦用日本腔唱中国戏的话，恐怕难于做到“知彼” ，最终连“知己”的本领也会丢掉。 这实在值得警惕！

 （本文原载香港《二十一世纪》杂志,摘自旅日作家毛丹青博客）